一
2024年，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金农的水仙》出版了，新书上市，内心有些小得意。恰好碰到一位前辈对金农很有研究，他向我提及汪曾祺先生写过一篇小说，名字就叫《金冬心》，问我看过没有。我因为没看过这篇小说，便感觉很惭愧。前辈接着说，这篇小说提到金农托袁枚在南京卖画灯，袁枚回函说南京人只知道吃鸭子，白天都不看书画，更不要说晚上了。我一愣，这么好玩的桥段以前竟然完全不知，更加感到惭愧了。
晚上回到家，我赶紧从书橱里找出《汪曾祺小说选》，还真的有一篇写于1983年的短篇小说《金冬心》。读完小说，我的内心里生出许多佩服，几千字写尽了金农在文人圈、富商圈和官场社交上的各种“游刃”和“牢骚”。尤其是小说里还写到酒席上的各种菜式，如数家珍，若论小说故事应该怎样写好饭局应酬，这篇《金冬心》无疑是极好的范文。
具体讲到袁枚拿“南京人只知道吃鸭子”敷衍、搪塞金农的桥段，小说里其实是这样写的：
金冬心原以为过了元宵，袁子才就会兑了银子来。不想过了清明，还没有消息。
现在，退回来了！
袁枚的信写得很有风致：“金陵人只解吃鸭？光天白日，尚无目识字画，安能于光烛影中别其媸妍耶？……”
这个老奸巨猾！不帮我卖灯，倒给我弄来十部《诗话》，让我替他向扬州的鹾贾（盐商）打秋风！——俗！
二
想必南京人读到此处，肯定是不乐意的，我读到此处，却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在南京的各种“觅食”故事。细想下来，盐水鸭、南京烤鸭、老鸭粉丝汤纷纷跳将出来，还真的是“没有一只鸭子能够活着逃出南京”。
我吃南京盐水鸭，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当地，趁着鸭子余温尚存，有咸鲜的汁水伴着，入口最佳。后来有了真空包装的南京盐水鸭，鸭子还是好鸭子，但打开之后，整体过于浓缩，非得重新回炉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转一下，让包装袋里的鸭子“放松”，入口才好吃。盐水的东西，大抵都得趁热吃才好吃，我在合肥吃吴山贡鹅丰云股票，也是这般体会。
我还是北京烤鸭的拥趸，各种流派的北京烤鸭我都热爱。但初尝南京烤鸭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它有美感，主要是因为北京烤鸭讲究片皮大法，再搭配各种配料，一个面饼卷下来，卷的不是鸭肉，卷的是那五彩斑斓的美好心情。再看南京烤鸭，师傅手起刀落，两三分钟就把整只鸭子剁进了一次性饭盒，十分简单粗暴。我曾经驻足南京闹市街区，专门看南京当地人排队买烤鸭，后来自己也忍不住排队买了一份。也不顾什么形象了，买好之后直接在路边开吃，打开一次性饭盒，拿出一次性筷子，夹起一块鸭肉就往嘴里送。怎么形容呢？鸭肉其实还是那个鸭肉，但淋在鸭肉上面的那个酱汁，真的太美味了。如果一定要用文字形容，那就好比是，老公房精装修，看着不过如此，住进去了才发现其实也很棒。
最后说一下老鸭粉丝汤，或许真的是一种成见，我总觉得那就是一种小吃，跟上海的鸡鸭血汤属于同一范畴。但真正决定一碗老鸭粉丝汤好吃不好吃的关键，其实是粉丝，并不是老鸭。而且，在南京的小吃版图里，牛肉锅贴、皮肚面都是很值得一尝的美味，也不必拘泥于老鸭粉丝汤。
三
继续讲小说的事情。其实，我自己对金农的书画十分推崇，但读了《金冬心》，总觉得汪曾祺把金农写得过于“八面玲珑”，甚至有些“市侩”，容易给人留下负面印象。就跟现在一样，有些画家单看他的画作就可以了，千万别认识这个人。一旦认识了，发现画家本尊特别油腻，再看他的画作，对其孤冷高远的印象也就瞬间垮塌了。只不过现在艺术界难免讲究人情，心里再怎么不乐意，嘴巴上还是留有余地。倒是汪曾祺先生那会儿，即便是老朋友，点评作品也是直来直去，并不怎么讲情面。
《金冬心》这篇小说写于1983年，1997年汪曾祺先生过世，他同时代的老朋友黄裳先生在2009年第3期的《读书》上有一篇《也说汪曾祺》，文章写得真切，既怀念了老友，又为自己推崇的金农“打抱不平”。
黄裳先生写道：“值得一说的是他的《金冬心》。初读，激赏，后来再读，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，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，说不上‘代表作’。说来颇有意思，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，编过一本《金冬心事辑》，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，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、文士、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，一直未下笔，见曾祺的小说，未免激赏。后来重读，觉得这正是一篇‘才子文章’，摭取一二故实，穿插点染，其意自见，手法真是聪明，但不能归入‘力作’。”
如果断章取义看黄裳先生的这段话，肯定以为这两位老先生心存芥蒂，不是好朋友。事实上，关于小说《金冬心》的前后掌故，说得最清楚的还是汪曾祺的儿子汪朗。汪朗在2014年第21期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上有一篇回忆文章，专门谈及此事：“老头儿多年的朋友黄裳先生写过一篇《也说汪曾祺》，追忆了两人的交往故事，还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，都十分精到。真的是懂老头儿……‘才子文章’，这等评价，也就是黄裳说得出来，因为他看清了里面的道道。”
2003年我做记者那会儿，曾经采访过汪朗先生，特别亲和的一个人。他写美食文章自成风格，而这篇文章则可以说是“怀念父亲”这一类文章里的佳作。关于汪曾祺写作灵感的出处，汪朗继续写道：“金冬心的这个故事，不少人都讲过，但出自何处，则语焉不详。老头儿也没提起过，写小说时也没见他查阅过什么资料。后来，根据一个朋友查到的线索，我从清人牛应之的《雨窗消意录》卷三中找到了有关记载。”
四
既然小说的框架已经找到了出处，那小说里袁枚写给金农的这封信札，作为写作的细节元素，是否有准确的出处呢？我第一反应是去翻袁枚《小仓山房尺牍》的目录，果然找到一则《答金寿门托卖灯》的记载。可惜网上内容不全，要查找全文还得靠纸质书，便网购了一本《小仓山房尺牍》。这书由袁枚自编而成，初刻为六卷，在其晚年时增补为十卷，现在比较通行的是清代咸丰年间胡光斗编选的一个八卷本。根据这个版本，翻到卷一的第三篇，即《答金寿门托卖灯》，开篇几句其实是这么写的：“三月间芳讯至，属售画灯。适仆在江北弄田，未及裁答，致手书再问。先生笔墨，遗世独立，付烛奴以光明之，真奇宝也。奈金陵人但知食鸭耳。白日昭昭，尚不知画为何物，况长夜之悠悠乎？”
回函到此处，意思已经很明确了。该捧的也捧了，但事情该不办的，还是照样不办，东西也就这么被退了回来。但袁枚说南京人只知道吃鸭子，只有《小仓山房尺牍》里的文字记载，并没有其他佐证。想必信札的原件已经不存在了，否则这物件放在拍卖场上，至少可以卖到六位数，如果再有金农请托袁枚的信札，两件加一起，肯定能卖到七位数。
袁枚在信里言之凿凿，说南京人爱吃鸭子，应该是有依据的，不是信口开河。我接着翻看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，关于鸭子的记载都归在“羽族单”，里面的确有一则《挂卤鸭》，和南京有关。“塞葱鸭腹，盖闷而烧。水西门许店最精。家中不能作。有黄、黑二色，黄者更妙。”这里的水西门，据考证，就是今天南京城的水西门。可见，袁枚对南京鸭子是有研究的。
五
如此顺藤摸瓜，翻找书籍，花去了晚间不少休闲时间。但我乐在其中，并不觉得无聊，而我始终相信，具有生命力的好文章，即便躲在角落里，也会被人想起。如何找到它，却是各有各的路数。
最近和一位朋友餐叙，席间朋友谈及让DeepSeek写一篇汪曾祺风格的美食散文，瞬间便写好了。我说，那是因为汪曾祺先生的文章“文风”很稳定，而且他写得多，数据保有量大，因此AI就比较容易生成一篇相似风格的文章。如果数据保有量不大的话，不一定能生成。话音刚落，朋友便说：“是的，我接着要求DeepSeek写一篇陈佳勇风格的美食散文，系统提示说，对不起，我们还不熟悉陈佳勇的写作风格。”朋友归朋友，脸上终究有点挂不住，我赶紧补充道：这真是催人奋进啊，看来我要多写一点美食文章。但是，你如果用一下“豆包”，或许它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抓取数据。我的潜台词是，我在“豆包”那里，应该比在DeepSeek那里人气略高一些。还是应了那句老话，“死鸭子嘴硬”。
虽然袁枚写给金农的这封信，没人见过实物，但金农写给某位“大哥”的信札，我是看到过的。那通信札上，一开篇，金农就特别服软，把身段放得低低的。“前造访未得晤语，弟今年贫不能归，拟于僧寮度岁矣。”可见日子过得并不舒畅，怎么办？要想日子过得好，还得靠卖字画呀。于是，金农开口道，我的书画内容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大哥您是“广陵风雅领袖”，恳请大哥帮我推销“拙书楠木灯”。进而金农极其谦卑地央求这位大哥，“倘蒙允可当遣下走来以便酌行”。金农卖画都卖得这么敬业，吾辈当自强不息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、不拼搏呢？
（刊于2025年3月23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）
作者：陈佳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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